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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五四運動的精神傳統看新中國70年電影的發展

時間:2019年05月06日 來源:《中國藝術報》 作者:丁亞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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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五四運動的精神傳統看新中國70年電影的發展
——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
電影《開天辟地》劇照
  五四運動及其精神傳統在新中國70年電影歷史中的重要標志,是愛國主義、人的覺醒與意義的找尋?!懊澇瘴疑倌曛泄?,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除了新文化運動倡揚的“立人”思想和反對舊傳統,愛我中華、救亡愛國無疑成為近70年來中國電影題材內容的主旋律。接續20世紀30年代初中期新興電影、40年代戰后時期現實主義電影大潮,1949年以后的不少影片富有愛國情懷、憂患感和獨特的時代認知,充滿發自內心的激情和民族崛起、奮進的呼喊。
  國家與民族的?;駝裥絲繚?0世紀三四十年代戰時、戰后以及新中國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從三四十年代“充滿剛毅勇敢和血腥氣味”的“國防電影”,到40年代后期“東影”木偶片《皇帝夢》,1959年北京電影制片廠拍攝的影片《青春之歌》,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同年出品的《漁童》,再到戲曲片《楊門女將》(1960年)等,以各具特色的“反映”現實的方法和手段,成為與愛國主義、國家主義相關的特定文化指符。作為中國第一部木偶片的《皇帝夢》,內容包含對國民黨政府向帝國主義出賣中國主權的罪行的揭露?!肚啻褐琛犯謀嘧匝钅耐∷?,影片以學生運動為主線,林道靜的成長,她的快樂和憂傷,以及作為孤獨的個體的余永澤失敗后的失落心理,均得到生動呈現。從“九·一八”到“一二·九”這一歷史時期,林道靜與余永澤從相識、結合、分歧直至決裂的過程,與盧嘉川、江華的接觸,層次清楚,既是一種成長,也是自我教育。在人物表現之外,有些段落獨具抒情意境?!隊嬙犯萁鞔謨婷竇淶囊桓齜吹鄞蹈謀?,影片造型具有中國民間木版畫風格的剪紙特色。影片故事背景是:鴉片戰爭后,帝國主義侵占中國港口,頒發所謂新政,禁止漁民出海打魚,卻仍要漁民交漁稅。作品最后寫漁童躍出,揮舞釣竿將官府買辦和洋教士打得狼狽逃竄。影片著力將政治詩意與民族美學進行了結合?!堆蠲排匪涫竅非?,卻將“奔赴邊關,殺敵衛國,終于獲得勝利”的心靈做了生動刻畫。這些不同階段的影片的演變,不是一個簡單的承前啟后的過程,而是隨著愛國主義思潮逐步高漲,電影由單一形態轉變成時代主體和國家言說的過程。
  1949年以后,電影創作進一步樹起愛國主義旗幟。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在國家和國家之間的侵略和反侵略的關系上,電影觀念中包含的整個社會、階級立場或民族立場成為“合理要求”和評判考量的出發點。電影的題材和藝術處理能否以國家為重,是不是一個愛國主義者,這些前提寓示并構造著創作上的世界觀。但是,“五四”作為多方主體廣泛、持續參與的時代敘事和動態網絡,需要深入到創作者所身處的時代生活中去體驗。這既是歷史,也是現實。反封建、“思想革命”這些新文化運動的命題在80年代新時期并沒有因為時間的流逝而失去價值。
  改革開放以后,面對“文革”創傷,“傷痕電影”、反思電影、尋根電影和改革題材電影接連出現,它們大膽探索,取得較為顯著的收獲與影響。而對于如何在電影創作中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為加速實現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而努力發揮文藝應有的作用,通過重新審視科學與民主而獲得了一種共同的歷史意識。從《生活的顫音》《被愛情遺忘的角落》《老井》《野山》《芙蓉鎮》到《黃土地》《紅高粱》《菊豆》《霸王別姬》《一九四二》等影片,悲愴中見高昂,呈現出探索意味以及電影文化闡釋的多元性。作為影響廣泛的積極的電影實踐,受到觀眾的歡迎。
  余華、莫言等當代作家都曾坦言魯迅是自己的“精神導師”,受魯迅影響甚深。莫言甚至說自己“始終不能也不愿從魯迅的影響中跳出來”?!拔逅摹北澈?,是一代人“運用腦髓,放出眼光”(魯迅語),主動或被動地在新舊夾縫間做著自己的選擇。在新價值之前,既需要以反帝愛國和革命作為基本訴求,又要去發現至真、至善、至美的事物,探索并表達人對于世界的想法。在第五代影人之外,第六代影人分別推出《過年回家》(余華、寧岱、朱文編劇,張元導演)、《洗澡》(張楊、劉奮斗、霍昕等編劇,張楊導演)、《非常夏日》(路學長、李繼賢編劇,路學長導演)、《夢幻田園》(郭小櫓、王斌編劇,王小帥導演)等影片,成為影壇熱門話題。第六代影人的影片創作,雖如戴錦華所說“多少帶有某些現代主義間或可以稱之為‘新啟蒙’的文化特征”,但在電影快速發展下,有的作品轟動一時,卻也呈現出一種矛盾狀態。
  20世紀80年代新時期的文化發展、90年代市場轉型,為當代中國電影發展提供了大眾文化語匯和電影工業發展的文化背景。進入21世紀之后,在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下,各方力量和愿望的投射,越來越被賦予清醒而有強烈社會意義的革故鼎新的創作倡導。取材于五四運動,并作為五四運動的影像記憶的作品的,是1991年上海電影制片廠推出的《開天辟地》、1999年華誼兄弟出品的《我的1919》和2011年中影集團出品的《建黨偉業》,它們可謂是標志性的電影創作。李歇浦導演的《開天辟地》,故事著重表現的是從五四運動到1921年中共一大召開的一段歷史,片中著意勾勒陳獨秀的形象,人物表現并無太過平面化的傾向?;平≈兄吹嫉撓捌段業?919》,韓三平、黃建新執導的影片《建黨偉業》都將人物故事放入五四運動對中國的決定性影響的設置中進行呈現,同時展呈創作者的思考和發現。這幾部影片不僅僅是在講歷史,更在描述性的視覺詩篇中,討論了青年的意義。李大釗在談到五四運動時指出:“這是中國全國學生膺懲中國賣國賊的紀念日,是中國全國學生對于帝國主義行總攻擊的紀念日”。長期以來,人們回顧五四運動時會認為,這個運動以辛亥革命所不曾有的徹底的不妥協的姿態,反對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這是一個新一代青年命運與國家民族緊密相連的年代,它表明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有新的拓展?!拔逅摹焙罄幢歡ㄎ嗄杲?,在這個激情飛揚的時代和革命歷程中,青年作為精神元型確乎具有巨大深遠的歷史意義。
  新時期以來的電影發展,充滿激勵力量,更具有程度相當高的叛逆和反對因襲的創造力,不斷獲得進擊的方向感和知性的力量。掃除封建余存,充滿永不掉隊的進取和理性的成熟,同樣會呈現出很強的創造力和使命感,一個人如此,一個民族、一個時代亦如此。1988年開始,《搖滾青年》《本命年》《遭遇激情》《陽光燦爛的日子》《長大成人》等影片,貼近青年個體心靈的成長,創作主題具有多元性。這之中,賈樟柯導演的作品獨具價值。在20世紀90年代下半期,賈樟柯的出現具有重要的意義。他的作品化繁就簡,撼動了國產電影傳統模式的穩定形態,反映了電影創作風格和創作觀念多維度的發展。
  年輕一代生生不已,是電影發展之根,根基牢,電影就花枝招展,青年讓電影變得更充實,而運用理性,是我們對電影藝術本質問題認識與觸摸的前提。隨著大片時代來臨,探索其創作的可發展性,成為大家關注的中心。2002年以來,快速工業化和全球化加速帶來中國電影業態的改變和電影工業的超常經濟增長。從《英雄》《十面埋伏》《無極》到《捉妖記》《唐人街探案2》《紅海行動》《戰狼2》《流浪地球》等片,創造了高票房,電影市場大爆發。盡管影片品質不均,各方的品位、掌聲和支持不太一樣,但人們越來越意識到,應該用“青年”的心態擁抱電影產業化建設這個大平臺。電影產業風起云涌,產業化語境下電影創作者忙些什么,大的方向是否符合中國電影敘事及其歷史發展,創作者該樹立起怎樣的信心?這樣的思考和思想指向是普適的、常新的。在今日的電影市場上,主要以“80后”電影人為多數,不斷實現著電影敘事增殖。但快速開啟與發展的電影產業化并不意味著“五四”精神式微,以至大片和“成功”就會成為危險的他者角色。在一個過度商業和倡導電影消費的年代,基于“五四”的文化價值不僅不能丟掉,我們反而應該把它視為中國電影史的一項豐富遺產與精神傳統得到有力的傳承。
  紀念五四運動,發揮新文化運動精神,融“五四文化”于電影創作中,其建構、發展展示著一種共有的“元類型”的文化價值、情感認同和想象的可能性。實踐層面與文化層面的這兩個關鍵因素互相牽動,在新時代的國產電影創作領域能否鋪開并持續深入下去,與它所堅持的普遍性聯系在一起??辭謇仿擲?,珍視傳統和自己的根,讓中國電影以越來越開放的方式實現自己的潛力,塑造未來。中國電影的文化建構,有利于中國電影充分發揮潛力,鞏固本土市場,并努力去拓展全球電影市場的巨大空間。捋出歷史脈絡,承續“五四”精神,回溯和追躡它投到幾代電影人心中的那束精神之光,關切社會,“五四”作為中國電影創作的“元類型”,有其重要的價值,它給未來中國電影的發展以諸多啟示:
  一、致敬“五四”,選擇比努力更重要。電影創作的更大空間的掘進與獲取,恰恰是由我們對創作可能性的感覺和那種精神所決定的。電影的發展,不能彼此南轅北轍,沒有共識。讓“五四”進一步走進我們的電影創作,把“五四”共同價值和思想基礎凝聚成一個共同體的電影文化、文明素養與教育,可以為當下在更高水平上發展的電影創作增加定力。
  二、現代中國傳統在70年中國電影里形成了影像心靈的社會價值,影像青春的革命價值,影像中國的通感價值的價值的結合體。電影創作回歸電影本質,電影人(包括不同代際的和跨地域的電影人)的藝術創作生涯與成就可以在這樣一種文化價值和現代傳統的基礎上,認知并把握電影更應該是什么樣子的,應該有怎樣的批判意識,并相互連接成一個互助之網。
  三、無電影,不青春;青年強,則電影強。青年電影各本其自信,在根本意義上展示著另一種藝術的職責,并成為我們電影發展的動力。年輕一代的電影創作充滿活力,個性鮮明,其美學和興趣因為生長環境不同而顯現出與上一代的差異,標志著換代的青年電影源源不斷地展現在我們眼前,與產業化語境下的當下電影發展的關系更為緊密,年輕一代成為人們所關注的核心之一。
  四、弘揚“愛國、民主、進步、科學”的“五四”精神,不斷建構開放的聚焦點與根本方向,可以成為理論研究與批評交流的前提。站在同一個平臺上,直面時代,獲得批評的共同的邏輯,給予以至提升著我們歷史和思考的維度與層次。在百余年中國電影創作演變和轉型過程中,電影跟國情跟時代跟民族心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涉及東西、新舊的融合、對話和建構,固化是沒有出路的。通過梳理和比較五四新文化運動與中國電影創作中現代/傳統鏡鑒的例證,我們不難認識到“五四”既可進一步喚醒中國電影的想象和表現能力,又可逐漸進入電影人的更廣大的認識和表現的范疇,具有比較復雜而普遍的張力和意義。在快速發展的產業化語境下,營造人文環境,激發共同發展的動力,在有些時候某些無法展開的話語仍可以成為藝術創造力量的重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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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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